■ 林 子
    都说师恩难忘，此话一点也不假。半辈子遇到老师无数，其中好老师很多，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三个语文老师。
    启蒙老师姓任，因小时候让一阵毒风吹歪了半边脸，人称“歪嘴巴”。但这一个绰号，学生们是不会叫的，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一半是因为他的严厉而心存敬畏，另一半是对他的人品和多才多艺的仰慕。他不仅会多种乐器，还和他那个知名灯彩艺术家的父亲一样会扎灯彩，还会织毛衣，连打屁股针也都自己完成。记得有一次任老师专门跑到我家，动员我母亲多买一本七角钱的新华字典，因为我和小我一岁的二弟同班上学，只买了一本字典。我的小学开始于1971年春天，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任老师一边在课堂上发动同学们造他的反，写他的大字报小字报，一边却依然用严厉的考试要求我们不放弃学习。他坚持要我和二弟当班长和红小兵中队长，虽然我们的父亲头上还戴着“帽子”，但我俩的成绩在班上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那个张铁生交白卷却成英雄的特殊年代里，他的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惊人之举，他为此不知要顶着多么大的压力。我的语言功底因此没有荒废，并使我受益终身。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的任老师才是真正的英雄。
　　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教语文的是一位姓徐的代课老师，那年是升学考试制度已经开始恢复的1978年，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徐老师还是一位没有结婚的姑娘。作为班主任，她上课时是老师，下课后是姐姐，不仅没有一点架子，课也上得很认真很投入，一点也不比正式老师差。终于到了紧张的中考，那时还没有如今那种父母陪考的风气，即使在子女如此关键的人生关头，他们该忙什么还是忙什么。而每一场考试都比我们先到，并一直等着试场外面的竟是徐老师！踏着她充满希冀的目光走进考场，又迎着她焦急的眼神走出考场，恍惚中差点把她当成了自己母亲的同学肯定不止我一个。
　　在南京运校的语文老师姓陈，是学校的教研组组长，由于在解放前是中央日报的记者，在反右和文革中屡经磨难。他的文学功底深不可测，朗读课文的水平更是一流，尤其是遇上那些古典名篇的时候，听他声情并茂的朗读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在他浑厚的男中音的引导下，我开始学习朗诵并喜欢上那些千古佳构，把许多诗歌散文背得滚瓜烂熟，至今不忘。由于他知识渊博，在课间，他是没有时间到教师休息室去的，因为没有一次他不是被同学们围得水泄不通。那十五分钟里，除去解答问题，他很少谈课文，谈的是世界，谈的是人生，甚至对时事的看法，非常直率和大胆，谈笑间早把他过去的苦难甚至教训都忘到爪哇国里去了。可以说，正是课堂上那个传授书本知识的陈老师，和在课间教我们怎样做人的陈老师，在我们的心里合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真实生动的长者形象。
　　感谢命运之神给我学生时代的三个阶段都安排了令人敬重的好老师。如果说我们走出家门后走在父母的目光里，那么我们走出校门的时候便走在老师的目光里了。当我第一次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组诗，并以带头稿被重点推出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即把这期杂志寄给他们，让他们分享我的收获的快乐。因为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路啊，一盏盏永远伴随我前行的灯。

   （ 原载2006年９月９日《上海铁道》报第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