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渣话情结

    剑 舞  

“提篮小卖拾煤渣”——这句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唱词，是旧时铁路子弟的生活写照。我们这一拨铁路新村人，少年时代也曾有过拾煤渣的经历。
    拾煤渣，也称捡煤核。是从蒸汽火车清下来的灰渣中，捡出煤炭燃烧后尚未燃烧完全的煤块，回家烧水煮饭，二次利用。可以贴补计划经济年代煤球凭票供应的短缺，当然，也为了省钱。当机车清灰后，一群人一涌而上，如同群狮在分享猎物。拴一个篮子，手持铁丝弯成的煤钩，从一大堆渣灰中捡出煤核，早出晚归，弯着腰，挎着满满的煤篮。收获着家长们的褒奖，也品味着“穷人孩子早当家”的涩涩酸楚。那时的我们就是这样度过假期和放学的时光的。
    随着金华的二七区块改造，铁路新村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随之渐行渐远的还有一种语言——铁路地方方言。有人称之为铁路话，新村话。我更倾向于叫它煤渣话，因为与我们曾经的拾煤渣经历有关。此地的煤渣话类似于杭州方言，但不等同于杭州话。这种语言是以杭州话为基础，掺杂着浙江的萧山，诸暨，金华等地的方言。是金华铁路地区的官方语言。煤渣话的语调略显平律，少了些许杭州方言中“介格套”、“什格套”之类的拿腔拿调，多了一丝平和的地方方言的随性和柔软。
    我们的少年时代，就读于铁路子弟学校。校园里清一色的铁路子女，一水的煤渣话。偶而有个把同学不会煤渣话的，会显得很另类，会被小伙伴们所嘲弄。在铁路新村长大的孩子，有一种莫名的，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这与计划经济年代，铁路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四通八达，南来北往的这种行业特点有关。在当时工业欠发达的浙中小城市，这种优越感会被放大。横亘几十年的世俗人情，家庭伦理的日常用语，的确延伸在铁路员工及其子弟的血统之内，显得山高水远，别树一帜。尽管我曾经私底下很抵触，排斥这种语言。
    煤渣话的起源，大抵可追溯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和浙赣铁路的铺就和延伸相关。这种语言普遍适用于铁路的日常工作中，尤其是铁路运输核心的行车组织等部门，在工作用语中，可以将这种煤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时期，从车站区域内的几个高分贝的大喇叭里面源源不断传出的煤渣话，伴随着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和轰鸣，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我们就是枕着这些声音入眠，并度过一个春夏秋冬的，当然，这已成为了历史，如今的高铁时代，已远离这些喧嚣了。
    方言带着强势的地域文化特征，浸润着泥土的气息，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比如四川话，又称巴蜀方言，据说是随着清康熙年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各地移民方言渐渐演变融合而成的，这与铁路方言有异曲同工之处。又比如充满“碴子味”的东北方言，词汇丰富。东北的民间智慧总想把话说得有情趣，有幽默感，生动形象。铁路的煤渣话也兼有这样的特质。
    方言是一种或与生俱来，或耳濡目染，口口相传的乡音，自你进入这个圈域起，就挥之不去。铁路煤渣话也具有这样的穿透力。以前，我有位同事，浙江海宁人，徐志摩的小同乡。每天工作，生活在煤渣话泛滥的环境中，他窃以为自已学会了纯正的金华方言。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趣事，他去买早点看到当地人把鸡蛋打碎了，灌进饼里，将这种美食叫做“楞”饼。原来鸡蛋在当地被叫做“楞”呀!他恍然大悟。一路琢磨着，拿着饼上班去了，这会想起来忘了付钱，第二天早上，我刚好也去买“楞”饼，就想把他昨天忘了的钱一起付了，老板娘说啥也不肯收，说是遇到了一帮好后生，我请客了，我开心。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不想，我这位好同事，以他诗人的才情和敏锐，在当地晚报的副刊上发文，讲述了这件事。他从一件小事上引出了人性的本真和善良的思考，字里行间表露出了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当然，也自嘲了一把，自己对当地方言的陌生。
    从我们记事的时候起，记得金华铁路新村的大殿岗，凤凰山一带原来很荒芜。后来有了一拨拨居民。随着铁路地区的不断扩展，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自然村落。并慢慢变成一个城镇，并自成体系。村里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保持了浙江人固有的口音和生活习惯，只是在口语中不知不觉地夹带了一些其他口音，煤渣味越来越浓，正所谓“天下第一村，吴音自多情”。不过随着现代文明的侵蚀，如今讲煤渣话的圈子渐渐地少了。我们这一帮铁路边成长的混小子也慢慢长大了，随着出来求学步入社会，才渐渐明白，原来的自己是多么的幼稚，煤渣话的圈域也是那么地狭窄。
    其实，煤渣话也不过某一地的专利。大江南北，只要铁路所及之处，只要有铁路地区规模的地方，几乎都有自己的铁路方言，与咱们相邻的江西上饶铁路地区，就盛行南腔北调的铁路方言，据说还有专门的学者和学派在探究这种语言。上饶铁路新村也曾被誉为“小杭州”。随着时代的变迁，略显陈旧的铁路新村被纳入各地的城市改造之中。往日“小杭州”居民间亲切的方言交流被点头微笑冲淡了。各地的铁路方言渐渐地失去了传承的土壤，也没有了发扬光大的人文优势，或将永远成为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迹。
    一个苍老疲惫的母亲，常常让儿女们眷恋。于是，就从煤渣话在日常交往中逐渐不大景气的时候开始，在铁路文化（如果有这种文化）漂泊者心中，一种“恋母情结”产生了，那就是煤渣话情结，如余秋雨先生所述:但那种隐潜，那种焦虑，那种择之弃之，远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种有时自形惭秽，有时又恨不得与人厮杀一场的极端性摇摆，还有颇得“情结”三昧的。
    别了，煤渣话。
　

（摄影：葛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