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我读小学时就在一本鲁迅杂文的注解中见到了徐志摩的名字，因为他是先生批评的对象，所以也没有为自己是他的同乡而自豪过。为之自豪并自叹不如是在后来深深地爱上文学和诗歌之后。
在钱塘江北岸的这个刚刚接上电灯的小村里竟然能读到鲁迅，实在是跟我的父母分不开的。他们都喜欢看书。初中文化的父亲曾是五六十年代县广播站的通讯员。因为农大解散而没有毕业的母亲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她从书上看来的。在父母的影响下，我读了不少课外书，也正是这个阶段，形成了我最初的语感。读初中时，中国正试图从刚刚结束的十年浩劫的阴影中走出来。记得有一次学校出国庆专栏，我学着写了一首二十几行的七言诗，那位我一直都非常崇拜的语文老师看了墙报后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轻声地问我，是否参考了报纸。这可让我大吃一惊，难道这首诗已经达到发表的水平？莫非我，真会写？那首诗在今天看来简直不能称作是诗，但这件事却牢牢地刻在我的心里，在我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每每遇到挫折时，只要一想到老师的话，信心便陡然倍增。
在南京求学的三年中，我开始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一切能够读到的诗。书店里买不到诗集，就到图书馆里去抄。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我开始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发表自己的习作。在上海路局组织的中学生诗歌比赛中，在和高考一样监督严格的教室里当场写成的一首诗歌竟然获了个二等奖。
1981年7月，我结束学业分配工作到金华——竟是大诗人艾青的故乡。五个月之后，我的诗歌处女作《信号灯》在《上海铁道》发表了。自此，先后在《人民铁道》、《浙江日报》、《东海》月刊、《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140余首，散文50余篇。诗歌《读西湖》被选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世纪末的强音》（诗歌卷）。诗歌《记忆之门》和《过去的时光》被选入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诗人诗选》。
但所有这些，与这二十年的光阴相比，却是如此的渺小，每当有朋友问起，你最近写了吗？我的心里便会油然而生一种惭愧来。记得1986年1月，我在西安参加《人民铁道》报首届汽笛文学奖获奖作者座谈会时，二十三岁的年纪曾让所有与会者“嫉妒”得要命。可如今十四年过去，那些当年在我的笔记簿上留言的文朋诗友们一个个都出息了，唯有我，还在原地踏步。其实人最难于战胜的莫过于自己这个敌人了。如果既懒怠，又耐不住寂寞，自然也就没有了作品。
所以当新世纪终于如期而至之后，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共勉，让我们努力吧！我们是这样一些人，一只脚踩在二十世纪，另一只脚踩在二十一世纪，作为“跨世纪”的一代人，只有不停地努力，才对得起这个称号哟。
2000年2月23日 |
我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