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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铁路

五人散文集萃

    选自上海铁路局《窗口》杂志2006年第1、2期合刊

 

  陈慈林  醇酒缔良缘/从"爬格子"到"敲键子"/书房咏叹调/我被钱江潮撞了一下腰/
          咬文嚼字,痛并快乐着


  方  方  看话剧/姑 姑/相思鸟/战 友

  徐  艳  黄龙宫历险记/两位老师/梦中的电影票/停电的夜晚/住平房的日子

  叶小本  1985年的希望/故乡的流年/房子这件事/有信的日子/我爱收音机

  朱坤宇  非典时期的短信/看《红楼梦》/老屋、葡萄和童年/网络是水/闲话笔名

 刘建春 诗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杭州铁路五人散文述评

 

 

叶小本五篇

 

1985年的希望

    1985年的高考是我参加的第二次高考了。象我们这样的考生有一种叫法叫“复读生”,聊以自慰的是我们是最后一届的两年制高中,加上复读班的一年,也算是个“三年制”了。
   复读之苦就勿庸赘述了,一个历届生与一个应届生所承受的压力差别是明摆着的,属于后者的已经没有多少退路了。一年之中,每天都是炒不完的“冷饭”,做不完的“模拟卷”,就为了翌年七月里那三天。在那段时间里,心情与气温同步攀升,直至上升到了最高点,这高考便来到了面前。
  考场设在县城的城关中学,头天老师便带我们去探过路了。而住宿地设在县委招待所,这已是全县城最好的招待所了。象我们这样的农村娃娃,从小到大也没来过城里几次,不是因为高考,哪个舍得住这么高级的地方呢?院子里还有假山喷泉、小桥流水,着实让我们大开了一回眼界。明明知道明天就要上考场了,但今天的街不能不逛,因为如果万一落榜,那就意味着要回到乡下去加入到父兄们“修地球”的队列里,就很少有机会进城了。当然考上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世界真小,难得进城的我和我那同样难得进城的二哥就这样在夏天傍晚的街上相见了。当时我的心里“格愣”了一下,立马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因为那时的乡下人轻易是不进城的。果然,哥吞吞吐吐地告诉我,父亲的老胃病犯了,上午来县医院作检查,医生说是胃出血,需手术治疗,现正住在医院里。哥知道明天我就要考试了,怕我分心,就没敢通知我,却还是让我碰到了。他有些后悔,一再说让我不要到医院去了,否则父亲会责骂他的。我又怎能放心得下?
  见到父亲时,由于极度的虚弱,他正在病床上假寐。哥怯怯地告诉他我来了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不相信似的。我的喉头有些发紧。当他知道我明天就要参加高考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总算快熬出头了——既象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我说。我并不很清楚他所指的是什么。出乎意料的是,平时极为严厉的父亲这一回并没有责怪哥哥,而只是让我早点回去早点歇着,考试的时候别记挂着他。哥送我到病房门口,告诉我父亲的手术安排在明天上午。
  一转身,我那不争气的泪还是滚了下来。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那天黄昏发生的事情时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边是紧张的高考,一边是父亲在医院里躺着,照现在看来应是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了,而那几个晚上我居然能睡得格外地香,难道是真的应了那句“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老话了吗?
  也许是成竹在胸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休息的好的原因,几场考试下来,感觉竟分外的好。简陋的考场简单的设施,没有冰块没有电扇,带一盒“清凉油”就已是十分奢侈了。同学们都是孤身赴试,考场边见不到现在司空见惯的家长焦虑的眼神。竟觉得这样的考试同平常的任何一场考试没什么两样。
  遵照父亲的吩咐,考试的几天里,我没有再去看过他,进入状态的我似乎忘记了父亲还在医院里住着。直到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人才仿佛回到了现实之中,拔腿就往医院跑。再次见到父亲,他的气色有了很大的好转,他的头一句话就是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估计有希望。“希望……希望……”,这个词在父亲嘴里打着转,似乎是要将它嚼出些味道来。我知道,在所有的子女里,我这个最小的儿子便是父亲最后的希望了。
  第二天,父亲就出了院。虽然身上的刀口还有些疼,脸上却一扫愁苦的神情,意外地敷着一层薄薄的笑意。因为陪他回家的除了几个儿子,相伴左右的还有个叫做“希望”的东西。


 

故乡的流年

  在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中,在异乡生活着的时间已经整整占去了我生命历程的一半。十八年前,乡亲们用红鸡蛋和祝福送走了我这个当年村里唯一的“状元”,从此我便渐渐淡出了故乡的视线。
  十八年是个什么概念?离家那年我的一个侄子刚刚呱呱坠地,而现在的他已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了,十八年的光阴在他身上得到了一种具体的诠释。而不知不觉中,自己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开始迈入中年的门槛了。每次回家,母亲除了絮絮叨叨地诉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外,总要提及这一年半载中村里那些新近作古的老人,才知道这些曾经熟知而今想起来有些模糊的长辈们从此便看不到了。偶尔到山上走走,时常会发现几座新增的坟茔,墓碑上刻着×××的名字,有的名字也许曾经在村里响极一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我哥曾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偷偷下海,而被一个村干部撵得满山跑,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从他家门前经过,如今他也已化作一杯黄土了。而当年那些飞扬跋扈的汉子们即使还活着,也都已是龙钟老态了,时常可以在冬天里某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发现他正蹲在墙根下,眯着眼睛在打盹儿,当年的精气神早被岁月消蚀殆尽了。岁月就这样改变着一切,如今,每当母亲讲起我儿时的一些往事时,说我三天两头赖在隔壁阿婆家蹭饭吃时的情景,心里就觉得有些酸酸的,而当我看到阿婆那有些佝偻的身躯和越发慈祥的面庞时,心里又有种暖意生起。
  刚参加工作头几年,孑然一身,父母也还健旺。每每回家,年幼的侄子侄女是我贴身的“小尾巴”,一前一后跟着,常使我有一种“前呼后拥”的感觉。一年一年,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的去上学了,挣钱的去挣钱了,就再也没有时间和兴致跟着我满山遍野地跑了。当我后来带回了妻儿,他们就更是疏远了。似乎是为了能熬到我自立,父亲在我参加工作后没几年就溘然长逝了,从此回家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慰藉年迈寂寞的老母亲。兄长们是愈发地客气了,客气得都有些生分。人人都很忙,忙着赚钱养家糊口,忙着打牌消磨时间,见面也聊不上几句。难道时间也能冲淡亲情吗?
  村子里的陌生脸孔一年年增多,不说那些外来的媳妇,就是本村二十岁左右的后生辈也很少能有叫得出名来的,只有从他们的面容上也许还能依稀辨识出他们的上辈是谁。而我在别人眼里肯定也有些眼生了。那回在村里转着,突然就有一妇人叫我帮她抬一下手里的重物,并言之凿凿地说“那时见到你时你还很小呢,现在都差点认不出来了”。而我自始至终不知她是谁,我也不敢保证她真的就认识我。
  十八年前,故乡将我送走。这么多年,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不上报效桑梓了。在我兀自愧疚的时候,故乡却不经意间,一年年在发生着变化。公路已经修到了村口,村里建起了一座座公厕,几所毁于火灾的老宅旧址上早已覆盖了葱茏的绿色,犹如凤凰之涅槃,代之而起的是村外的一排排新居。据说来年还要将村里的道路重新规划,全部浇上水泥路,为此,那三间在我名下的祖屋也要被拆去一间。拆就拆了吧,就象那不断出生的后代和相继故去的长辈一样,我更愿我的故乡是一道常变常新的风景。

 

房子这件事

  几年前有一首《我想有个家》的歌曲曾流行一时,歌曲之动人之处就在于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才不会害怕。家是什么?家不止是几个相亲相爱的人,还必须要有个地方可以挡风避雨,有一所能够装得下梦境的房子。
  在我还没有成家的时候,一直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那不是家。结婚之初,算是有了一个单间,但仍找不到家的感觉。有时,在外面呆得不想呆了,我总是与爱人说“我们回房间吧”,而不是说“我们回家吧”,似是有意地在回避着“家”这个字眼。因为没有,才更加渴望。在几年以后拿到新房钥匙的时候,那种愉悦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妻子正怀着六七个月的身孕,走路都有些困难了,而我又正在外地出差,等我出差回来,她竟然都已经叫好了工匠并购置好材料开始装修了,其情之切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在那一段时间里,也心甘情愿地干着民工才吃得消干的粗活重活,整天与水泥和砂子打交道,看着毛坯房在一点点地变样,肉体上这点辛苦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回家!
  回过头来一看,我那房子可实在不算是什么好房子,一是面积太小,六十个平方不到的面积硬要分成二室一厅;二是地段太差,紧挨着铁路和公路,火车和汽车的巨大轰鸣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音乐。正因为这两个缺陷,使得许多原本分房条件比我优先的同事对其兴趣不大,才轮得到我们。现在想起来,当时也算是饥不择食了,有好几个原本可以分到房子的同事,最后都放弃了,而改作自己掏钱在市场上买房;更有脑子活络的,那边房子也买了,这边房子也分了,分的房子一转手给卖了,赚的钱的正好用来装修新房用,两不耽误。与现在的楼市水平相比,六、七年前的房价真的便宜得跟大白菜似的,可在当时,一下子要掏出那么几万元购房款还是需要有些实力的。单位里分的房子小是小了点,但作为一种福利,自己掏的钱毕竟不多,于我们这种经济实力不够雄厚的人来说,也算是比较适合的了。
  几年住下来,好与不好,也就那么回事了,就像娶了个仙女为妻,天天看着,也会产生审美疲劳的。在家里,一家三口无非就是吃喝拉撒睡,也没觉着特别局促,只是有时来客人之后,才觉得房子确实小了点。但在我家,一年到头这样的日子并不多。房子小有小的好处,至少搞个卫生什么的要省不少力气,拿个拖把三两下就可以“横向到边纵向到位”了。有人还调侃说房子小有利于搞好夫妻关系,即使闹了点不愉快,因为空间逼仄的缘故,不是碰头就是碰脚,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和好。此话似有一定道理。
  话说回来,前面所说的一切很有些“阿Q”式的意思。有条件谁不想住豪宅别墅?这几年,小区里的住户相继易主,都改奔“豪宅”去了。因为现在有了“银行按揭”、有了“零首付”,人人都像一夜暴富似的,借了钱也要圆一个大房子的梦。房价越是攀升得快,人们的买房热情就越是高涨,唯恐去晚了就买不着似的。但买完房之后,面临的就是十几年的还贷期,每月几千元的房款被人戏称为“阎王债”。即便如此,也没有听说哪个人因买房而吃不上饭的,只是生活水平下降是难免的。
与很多事情一样,没房子时想只要是自己的房子,哪怕就是那么一小间也知足了;等真的有了小房子,又想着能有更大的房子,人心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面对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我有时候就抑制不住地想:为什么这房子越造越多,这价格却越来越贵呢?
  除了城里的一处房子外,在老家,还有属于我名下的三间祖屋。在农村,只要养的是儿子,父母但凡还有一点能力,就都要给儿子留下房子娶妻生子的。即使像我这样已经离开了老家,仍少不了我的一份家产。与城里的房子相比,故乡的老屋更真实一些。因为在城里,花几十万元买的只不过是一个近乎虚幻的空间而已,你能说得清哪块砖是你的还是哪块楼板是你的?一旦碰上拆迁,你将什么也带不走。而在乡间,你的房子矗立的地方就是你批的宅基地,一砖一瓦是你亲手垒起来的,院子里那棵果树曾伴你度过甜蜜的童年……一切的一切,都透着那么浓酽的亲切感和归属感,那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祖祖辈辈住在城里的人是没有真正的故乡的,真正的故乡应是在乡村,在那个瓦楞上长着狗尾巴草的老屋中。
房子是安生养息的所在,是放松身心的处所,它应该是亲切随和、不会给人增加负担的才对。


 

有信的日子

  那些有信的日子,是值得怀念的日子。
  在这互联网时代,有手机,有电子邮件,有视频聊天,谁还在写信?谁还肯静下心来,一笔一划地将思念诉诸素白的信笺,然后粘上邮票,将对远方亲人友人的问候交付于那只小小的信封,寄走?
  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是我的小学老师在暑假里寄给我的。信的内容全然忘了,但忘不了收到信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想想,一个老师居然亲自给我这样一个孩子写信,那该是多么荣耀的事啊。这成了我日后认真读书的动力。
  到了外地读中专后,写信成了另外一门功课。从开始时的连格式都感到生疏,到后来的驾轻就熟,书信成了我与家里联系的唯一方式。不过家里人忙,一般都是我去的信多,回的信少。在信上,我给亲人们描绘着校园多彩的生活,还有都市的繁华。当我铺开信笺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爹娘慈祥的面容。我会把信封上的地址写得如同参加书法比赛的作品,因为村里的唯一一家小店还兼着收发信件的任务,而这封信说不定就会在小店里放上几天而让许多人猜测着评论着。只是很长时间内,我都为信的开头称呼而犯踌蹰:到底是写“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是写“敬爱的爸爸妈妈”更合适?而那些“见信如晤”、“纸短情长”等等之类的话语,虽然属于套话,但每次读起来,都会让人感到这是一种带着温度的文字。
  遗憾的是父母二老皆是“睁眼瞎”,读信的任务都是由兄长们完成。我不知道兄长们能将多少精神“传达”给老人家,但最后一封封家书都由母亲精心收藏,如同收藏一段难忘的岁月。
  刚踏上工作岗位,诸事不遂意。于是不停地写信,写给分配在天南海北的同学。同学们也是同样的心情,也是同样在写信诉说。几乎可以想像得出书信们在某个邮站擦肩而过的情形。这个同学说自己一个中专毕业生居然在工地上给工人们烧饭,那个同学问我为什么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相差那么大?一封封书信都是满满的几大张,感觉有些沉重。传达室里几乎每天都有我的四五封信,那一段时间,怕是我这一生中收到书信最多的一个时期。后来,同学们大概都适应了新的环境,这信才越来越少直至绝迹。可原先的那些信,我曾精心地保管了好几年,时不时地翻出来读一遍,那些年轻而鲜活的面容就又在我脑海里活了起来。可以说,是书信陪我渡过了那段寂寞的日子。
  后来就有了电话。这是时代的进步。有了电话以后,就很少有人再去坚持写信。连我那年迈的母亲送我出门时嘱咐我的那句话都变了——由原来的“到了就写信来”变成了“到了就打电话来”了。是啊,以前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笔写信,哪怕廖廖几字,也是一封平安家信。信寄到家里也不知是几天以后的事情了,这几天中,爹娘也不知是如何牵肠挂肚的呢。而如今,几个数字一摁,这边一声“妈,我到了”,那边一声“哦”,仿佛能听到一颗心落地的声音——简单,快捷。可放下话筒,母亲又能留住点什么呢?
  二十年后,侄儿踩着我的脚步出了门,他的身上带着先进的摄像手机,他的拇指可以在键盘上如小鸡啄米般灵活翻飞,而让他提笔写信却恐怕有点为难。学校离家,漫漫几千里的路,坐几天几夜的车,到了之后,发给家里的只有短短的几个字:一切都好勿念。简单得连标点符号都省了。这样的短信,唯一的下场只有:删除。
  那些有信的日子,是难忘的日子。

 

我爱收音机

   记忆中的第一个收音机是我二哥买的。那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想当初二哥从家里拿走的这笔钱或许是买农药或许是买种子,但肯定不是用来买收音机的。于是就有了几分挪用的意思。不管怎么说,那都算得上是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家用电器。尽管小品演员赵本山抖出来的“包袱”说手电筒也算家用电器,但我记得在这之前我们家连手电筒都没有。
  二哥那时候刚从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心情很有些郁闷。那时候能不能上高中并不是看成绩,而是靠大队里“保送”。那年被保送的是大队革委会主任那经常考不及格的儿子。二哥在学习上的灵性一直是父母的骄傲,这也成了他很长时间郁郁寡欢的理由。因此,对于二哥这种自作主张的出格行为,父母并没有过多的责怪。二哥是想用它来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后来这台收音机成了我的爱物。时间虽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能够记得那厚实的皮套带给我的质感。那时的电台并不多,节目也不够丰富——至少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但那来自远方的声音就足以把人迷住了。气象预报是全家人共同关心的节目,戏曲是父母的专利,而小说连续广播就是我的特权了。经典的姿势就是我躺在床上,收音机躺在我身上。碰上父亲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样的场景每每会成为他指责我的理由。
  这台收音机用了有十几年,直到二哥结婚生子后,它还在忠实地服务着。后来是他的儿子我的侄儿硬生生用螺丝刀结束了它的使命——他想看看里面是不是藏着几个能唱会说的小人儿。不过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已经被电视机吸引过去了。
  考上中专后,我从为数不多的奖学金里挤出了十几元钱购置了一台小收音机,这才算真真切切地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收音机。每当冬日的夜晚,下了晚自习以后,收音机就与我一道钻进了被窝,陪我一起进入梦乡。往往是一觉醒来,收音机里还在浅吟低唱着。记得有一回迷迷糊糊地醒来之后,是正处于半梦半醒的一种状态,隐约听得耳边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笛声,那悠扬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个空灵的世界,令我一时不知身处何方,等完全清醒以后才明白这是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将近二十年过去了,那一刻的震撼仍是记忆犹新。
  工作以后,有了工资,也就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钱。没过多久,我就又购进了一台价格不菲的收音机,不过兼有录放功能,应称之为收录机。四个喇叭的机器,放起来动静不小,那种立体声的感觉自然是当初那种小机子所无法比拟的。后来单位里陆陆续续还发过几个,最神奇的一个莫过于那个被称为“MP3”的小家伙,火柴盒大的东西竟然集收音、录音诸多功能于一体,而音质丝毫也不亚于原来那些台式机。有一次心血来潮统计了一下,家里大大小小的收音机,包括那种带收音功能的诸如多功能台钟之类在内的竟然已有五六台了。但前些日子看中了一款,仍是毫不犹豫地将它捧回了家,因为不光是那种有点厚重有点复古的款式是我所心仪的,那句“一台专为广播爱好者打造的收音机”的广告词更是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我的心。
  喜欢收音机,喜欢那午夜里低徊的旋律,喜欢主持人娓娓道来的话语,更喜欢那一丝丝怀旧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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