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坤宇五篇

非典时期的短信

    还记得2003年春天和夏天是怎么过来的吗？在长达数月铺天盖地的舆论准备之后，美国终于如期将战火在伊拉克的土地上点燃，全球的目光都被这场战争吸引。但没过多久，全世界的眼球和耳朵不再天天关注伊拉克的难民和炮声了，因为一场威胁全人类的疫情大面积地爆发了。
　　非典来了，人人谈“非”色变，新闻媒体每天播发的一个个数字揪着人们的心。非典来了，金银花板蓝根脱销了，口罩米醋消毒液一天一个价地上涨。非典来了，“今天已消毒”贴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大商场自动扶梯的扶手没有人敢扶了，从公共场所回到家里，都要用洗手液一遍又一遍地洗手。非典来了，坐火车坐汽车乘飞机乘轮船进站出站都要为测量体温多排一次队，如果你体温偏高，对不起，你不仅走不了或回不了家，还将被强制送往医院，你将被依法隔离暂时失去自由，虽然你会享受到精良的治疗而且还是免费的。非典来了，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了，笔者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之外，还被安排参加火车站防非办公室的轮流值班，多次在接到列车发热病人预报后，按照应急预案上罗列的一长串电话，第一时间通知市疾控中心，然后再通知排在后面的一个又一个单位。于是几分钟后，救护车呜呜大叫着开进站台，工作人员穿着厚厚的隔离衣下车接收病人。和防化队员没有什么两样的客运值班员送来了病人的车票，还有身份证，还有密切接触者名单去向联系电话……所有这些都用无色塑料薄膜袋子密封着，我戴上手套，开始复印资料、登记台帐、打电话通知前方站和有关部门……有一次在24小时值班时间内这样的应急预案竟然启动了6次！
　　在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大大减少的时候，手机短信以其特殊的优势开始发挥它的特殊作用。有许多以非典为题材的短信被炮制出来，人们互相转发，加上那些比平常更多的问候和祝福，这段日子的短信数量骤增，移动公司因此赚得盆满钵溢。我也收到过许多朋友们发来的短信，除了诸如口罩白醋涨价金银花脱销之类的调侃，更多的是保健知识和健康祝福。有一天在防非办公室值班时，我模仿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即兴自拟了一则短信：“伊战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有同胞数千病，又有疑似报。俏了板蓝根，只把中药泡。待到萨斯退缩时，谁在丛中笑。”我把它保存在发件箱中，并把它发给我天南地北的朋友们。
　　非典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是在职就读的函授党校取消了期末考试，只是面授仍然坚持着。有一天去党校听课，一位女同学问我的手机号码，说有一个写非典的短信挺不错，就发给了我。谁知我一看，竟然就是我自己写的那一条。我问她是哪来的，看了发给她的那个号码，并不熟悉。后来我删除了发件箱的那一条，收件箱中的这一条一直留着。这不，我刚才还看了呢，接收时间是“2003年5月14日10：29”。其实，我即使已经把它从手机中删除了，记忆中的它也不是可以轻松删除的。只要一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个难忘的春天难忘的夏天。
　　这一切的一切，如今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其实呢，人们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非典，是被人类战胜了呢，还是它自己悄悄溜走的。


　

看《红楼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一大批原先被打入冷宫的文艺作品纷纷解冻，其中不乏艺术瑰宝和精品。越剧影片《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当年被戴上封资修帽子的优秀影片的复映，在全国观众中掀起了一场万人空巷奔影院的红潮。我的家乡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我还在读初中，那段日子每天放学就听男女老少都在议论贾宝玉和林黛玉，渐渐地更是深入到了他们的扮演者身上，说徐玉兰的长，道王文娟的短。还听说，那段时间电影院边上的百货店里的手绢总是脱销，商店的预测远远跟不上实际的需求量，以至于不得不连夜去杭州上海进货。开始传出消息说该片只准在县城放映，于是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县城里的两家电影院相互跑片，通宵达旦放映愈半月，依然场场爆满。比男女老少争看《红楼梦》的火爆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此期间全县范围内竟有3个人因为这场电影而枉送了性命。
　　第一位是县黄酒厂49岁姓张的车间主任，他从傍晚夕阳西下开始马不停蹄连看4场，终于在新的一轮太阳升起之时永远地坐在了观众席上。直到10分钟后又一场电影即将开映时，一位观众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占后，人们才发现座位上的人不是在瞌睡，而是永远睡着了。有人说是因为电影院里的空气太混浊造成供氧不足，也有人说根本原因是张主任的高血压史。究竟是什么原因，一直不得而知，只知道那天下午县文化局即下令将后面的每场电影间隔时间延长到半小时，并在电影院里安装了排风扇。虽然连看4场《红楼梦》断送性命的新闻传得飞快，但依然有人看了一遍又一遍。
　　第二位是62岁的老太太黄氏，晚上看完电影一路擦着眼泪回家，第二天她的小孙子去喊奶奶吃早饭，发现老太太非常安祥地躺在床上，后经医生检查鉴定，老太太吃了过量的安眠药。人们在她的枕边发现一张剧照，是徐玉兰饰演的贾宝玉。据了解一些黄老太当年旧事的老人们分析，肯定是她看了电影后想起了未与她结成眷属的初恋情人，因为那位被GMD抓了壮丁去了台湾再无音讯的男人长得酷似电影中的贾宝玉。
　　第三位是十八岁刘姓青年。为了节省车钱，他和同村的一个伙伴搭了一列货物列车去县城，没想到这趟火车没有在县城所在的车站停车，而是不减速度继续朝前开。思影心切的小刘竟不顾同伴劝阻，从每小时六七十公里速度急速行驶的火车上跳了下来。同伴眼看着他在地上不停地打滚也只有干着急，等他从前面的小站下车赶回时，小刘早已去见那个从未谋面的林黛玉去了。
　　在此三人之中，最吃亏的要数小刘，只活了十七八年不说，更遗憾的是没有看到《红楼梦》，到了那边就是见了黛玉恐怕也认不出来呀。


　

老屋、葡萄和童年

　　在那排被家里人习惯地喊作“上南头”的老屋里，母亲生下了我和二弟。老屋有四间，有卧室，有客堂，还有厨房。
　　老屋的客堂朝西有一对大门，门口有一个葡萄棚，高高地搭在屋檐和场地边的两棵大楝树之间，夏末秋初，从棚下经过的人只要一抬头，就会被一嘟囔一嘟囔的绿葡萄引得馋涎欲滴。夏天的傍晚，在扫净了的场地上洒上清凉的井水，在葡萄棚下安一张小桌，一家人围坐着吃晚饭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这棵葡萄是父亲从一位同族乡邻家引种过来的，第二年就结了果，第三年产量就超过了它的娘家，不仅颗粒大，水分多，果汁中的糖分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葡萄成熟的时候，全村的人都能品尝到它的甘甜。
　　有一天早上，祖母告诉我昨晚一群戴红袖套的人抄了我们的家。走出门外，果然看到写着“打倒……”字样的标语在一夜间贴满了房前屋后。上午父亲被“请”到大队里去了，在小学的一间教室里“汰脑筋”。好多天，祖母和母亲轮着给他送饭。年幼的我目睹母亲天天以泪洗面，却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依然和小伙伴玩得开开心心。祖母说，这些人当中好几个还尝过我家的葡萄呢。
　　有一天我在父母的床上爬上爬下，一不小心将放在床头的毛主席石膏像碰落在地，随着“啪达”一声响，我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漆黑。慢慢张开眼睛，却见伟大领袖的半身像已经碎成五六块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便哇哇大哭起来。祖母闻声而至，看到地上的东西，立即关上房门，找出一块花头巾，将石膏碎片仔细包好，并一再问我有没有别的人看到，直到确认只有我一人在场时，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千嘱咐万嘱咐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若干年以后，当我问起往事时，祖母说当天晚上，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才偷偷地把我的“罪证”扔进了家门口的那口大池塘里。
　　必须守口如瓶！这是我唯一的念头，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秘密，而且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秘密啊，以至于一直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将近10年。如果当时被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有口难辩的我会遭受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的厄运，也会给正在“洗脑筋”的父亲雪上加霜，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上南头”是在我读小学一年级那年被拆除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村里还记得它的人，同样也会记得那座葡萄棚。2005年10月2日的晚上，我通过长途电话，向父亲查证了“上南头”得名的原因。曾祖父留下五间平房，祖父兄弟俩各分得两间半，作为兄长的祖父分得东头。祖父手里增建的四间房是为父亲结婚用的，因挨着原来平房最东面一间自北而南而建，就称作“上南头”。东西朝向的房子最怕夏天，那个葡萄棚刚好在夏天为我们这个家遮挡西晒的太阳。在“上南头”拆除后，葡萄被父亲迁种到了新房子西边的场地上。奇怪的是，虽然葡萄产量并没减少，甜味却总不如以前。一直到十年洗劫结束，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以后，葡萄的味道才一年年甜起来。就葡萄棚而言，能遮挡烈日已经不易，如果还要它遮挡风雨，恐怕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网络似水

　　因为有了网络，我们的电脑都长上了翅膀，同时长上翅膀的还有我们这些觉得上网比吃饭睡觉还要重要100倍的网虫们。
如果没有网络，我就没有第二个家了——呵呵，千万别误会，不是别的，那是我４年前安在因特网上的那个取名“诗意小站”的网站。网站虽小，却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虽然随着免费空间的不断减少，我的小站曾有过五六次搬家的经历，但小站的灯24小时都亮着，小站的门24小时都开着，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到那儿做客，而热爱文学的朋友更可以在那儿找到共鸣找到知音。
　　如果没有网络，我和山东的3个同学轮流合编的内部交流诗刊《面壁集》依然要经历这样的周期：苦苦地为几封信几组诗等上若干个五六天，刻钢板用油墨，然后再去邮局打包挂号邮寄给对方，听着清脆的敲邮戳声，根本不会去在意还要再用上五六天才会到达。而通过伊妹儿，我们的诗歌可以在几秒钟内飞越长江飞越黄河，当然也可以在ＱＱ中实时交流创作心得。而通过我的网站上的固定栏目，我们那些虽然写得蹩脚却自珍自爱的诗句，不会再仅限于我们彼此之间的自我欣赏，而是会在第一时间被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阅读，只要那儿有网络，只要他，或她，也喜欢诗歌。
　　假如没有网络，到了周末你就不得不去银行或者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和邮电局，为了避免因为没有及时交费而被停电、停水、停电话还同时不得不缴纳一笔滞纳金——而且必须是周末，因为这些公司的作息时间一般也和你每天的上下班时间相同。但你现在有了网络银行，你只需下班后，在家里，在网上，输入一些密码，登录你的网上银行帐户，除了那些费用的缴纳，还可以看看你的工资和奖金有没有到帐，并且按照你的意愿将这些款项从单位给你划拨的那个帐户转到24小时都可以在自动取款机上提现的银行卡上，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足不出户轻松搞定。
　　假如没有网络，妻子也不会老是埋怨网络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了。假如没有网络，一张《南方周末》不会从星期四出版那天买来到下星期四还没有看完，书柜里的灰尘也不会越积越厚。假如没有网络，也就不会冷落了信封信纸和邮票构成的那一份传统的醇醇亲情和友情，以至于殃及池鱼——从不上网的父母也已经好久没有收到我用纸和笔写的信了。假如没有网络，没有花样百出的网络游戏，没有那么多下载不完的动漫和ＭＰ３，儿子的考试成绩还会更好，视力也不会下降得这么快，和真实世界接触的机会也还会多许多。
　　网络啊网络，想说爱你不容易，想说恨你不忍心，想和你分手更是下不了决心。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网络是水。成也网络，毁也网络。

　

闲话笔名

　　俗话说半瓶子醋晃得厉害，可不，本人根本不是什么作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用过的笔名却有一箩筐了。
　　1980年代初的一天，有一位在南京城北护城河边铁路中专上学的青年，被上海《萌芽》杂志即将复刊的消息所动，将自己“发表”在学校黑板报上的三首小诗恭恭敬敬地抄在方格纸上，塞进校门口的那只邮筒。半个月后，班里负责开信箱的同学拿着一封寄自上海巨鹿路675号《萌芽》编辑部的信，大喊大叫“谁是邹乾？”我心跳加速满脸通红——这个“邹乾”便是我的第一个笔名，是模仿周树人的，和“鲁迅”一样，用的是母姓。惭愧的是这个模仿大文豪的笔名一直没有变成铅字。
　　第一次变成铅字的笔名是今天用的这个。因为只省略了一个姓，所以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是笔名。但随着发表的豆腐干数量逐渐增多，这个名字却被变得越来越象笔名了——虽然我每次在稿子的尾部留下姓名和地址时总是一笔一划地丝毫不敢马虎，但在不少退稿信和用稿后邮寄样报样刊的信封上，甚至稿费的汇款单上我的名字却常被写成了“坤宁”。记得1984年我的第一个组诗在《东海》9月号发表前，该刊在《 中国青年报》上登载的要目预告中也将我的笔名错成了“坤宁”。对这个来自不同地方出自不同的书写者之手的相同错误，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到那次看了电影《垂帘听政》之后才有所省悟，那些负责通联的同志莫非都是熟悉清史熟悉慈禧和“坤宁宫”的老先生吧？
　　“Woods”是我唯一的英文笔名，因为wood是木头，加上一个s就变成了复数，双木成林，原意是作品如树般长成一片绿色的大森林。还有一个只用过一次的笔名也和这个英文笔名有关。3年多前， 金华晚报有一个叫“聊天室”的副刊创办伊始，我第一次用伊妹儿寄了一篇题为《儿子和方便面》的小文，在稿子结尾羞答答地署上了“Woods”5个字母。编辑为避网上摘录之嫌，在即将截稿又联系不上我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将“Woods”音译成了 “伍之”。因为这个“伍之”没有一点让我喜欢的理由，它的第一次就很自然地成了最后一次。
　　如果你稍稍留意一下报纸，你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记述领导行踪的通讯、报道某大公司大商场开张或X周年庆典的简讯、批评某人某单位某种社会现象的报道，一般都不署真名而用“本报记者”搪塞之，不外乎是为了避奉承之嫌，避变相广告之嫌，或者是惧怕打击报复。其实笔名只是笔的名字罢了，用笔名不用真名是作者为了掩人耳目，也是患得患失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怕有人会在自己虚构的故事中对号入座。就拿本人来说，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些笔名以外，其实还有许多，有的偶尔用，有的经常用。经常用到的还有什么笔名呢？嘿，不告诉你了，否则这笔名不是白取了吗？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作者投笔从“键”改用电脑创作，作家作者将成为键家键者，笔名这种叫法也将被键名什么的所替代而成为历史了。